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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可以说是AT&T公司的顶峰,接下来短短的十年,它便分崩离析,不复存在了。AT&T不紧不慢地向上走过了百年,才爬到顶点,走下坡路却只要十年时间。(注:今天的AT&T是由当年小贝尔公司之一的西南贝尔公司几次以小吃大合并出的类似于水电公司的设施服务公司,这类公司在美国统统称为utility公司,毫无技术可言。)其实,从一九九五年起的这十来年间,AT&T本来有两次绝佳的发展机遇,2000年前后的网络革命,和从九十年代中期延续至今的无线通信的飞跃。AT&T不仅没有利用好机会,反而在这两场变革中丢了性命。靠着付费服务的收入,RealNetworks挺过了从2000年到2002年的互联网最艰难的时期,得以生存下来。但是RealNetworks的营业额始终没有回到2000年的水平。华尔街对它已经很不看好。它的股价从2000年初的90多美元降到2001年3美元的最低点,虽然现在恢复到6美元,也不过是当年的零头而已。今天,RealPlayer退出了一流公司的行列,但是,在互联网历史上,RealNetworks的贡献不可磨灭。它使得音乐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当然这里面Napster的贡献也很大)。在网络泡沫破碎前(2000年),音乐占整个互联网流量的第二位。在VoIP和网络上影视传输设备领域,思科最有可能成为这个市场的领头羊,这样它就可以在互联网浪潮之后,再次搭上宽带通信革命的浪潮。往更长远看,思科如果能走IBM的道路,即不断淘汰它利润低的低端产品,将市场主动让给华为等“中国制造”的公司,保守地开拓新领域的成长点,就有可能做到长盛不衰。否则,如果它一意固守现有的市场,则很难摆脱诺威格定理的宿命,将成为下一个朗讯。太阳城赌城这次争霸对微软来讲比它和苹果的竞争要轻松的多,首先,1995年的微软已经不是八十年代初的小公司了,它当时已经成为历史上罕有的高成长、高利润公司。有了钱,一个有雄心的企业家就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人。比如盖茨甚至为了照顾那些不愿意搬家的数据库专家,在他们现有的城市设立研发办公室。这是微软早期在和苹果竞争时根本做不到的;其次,微软已经在微机领域形成了垄断,并且它很善于将垄断的优势扩展(Leverage)到其它领域—非计算机专业的用户接受微软的WindowsNT操作系统比接受太阳的Solaris要容易得多,因为大家在自己家的微机上使用和NT没有什么区别的Windows3.1和Windows95;第三,在应用软件开发上,微软更多地依靠第三方,而太阳和苹果一样,经常不得不自己开发。(苹果公司也曾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知道,一种操作系统是否能推广,关键看上面有多少应用软件可用。微软WindowsNT上的应用软件比太阳Solaris多得多。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人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承认,微软的管理团队是当时世界上IT领域最好的,比尔盖茨当年也是最棒的工业界领袖。

太阳城赌城美国司法部状告微软垄断行为的反垄断诉讼正式拉开序幕。1997年,美国参议员举行了听证会,盖茨和网景的CEO巴克斯代尔、太阳公司CEO马可尼里、DELL的创始人戴尔等IT领域的巨头出席作证。会上,当盖茨反复强调微软没有在软件行业形成垄断时,巴克斯代尔说,请在座的各位中没有用微软产品的人举手。整个会场没人举手。巴克斯代尔再次强调,请按我说的做,结果还是没人举手。巴克斯代尔说,先生们,看到了吧,百分之百,这就是垄断,这足够说明问题了。1994年,投资网景四百万美元获得其25%的股权,回报250倍(以网景公司卖给美国在线的价钱计算);-当然,从斯坦福拿任何一个学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有句话,“哈佛难进,麻省难出”。而斯坦福大学实际上是既难进又难出,它对学生一贯采用严进严出的做法。有人认为只要给斯坦福捐一大笔钱就能“混”进学校,这个想法完全错误。因为斯坦福并不缺钱,而且不会为了钱去砸自己的牌子。(哈佛等大学同样杜绝这种达不到要求的学生入学)根据斯坦福大学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它本科生的四年毕业率只有75%左右,即使到第六年,毕业率也只有95%。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四年内完成不了本科学位,有百分之五的斯坦福本科生最后拿不到学位。这个淘汰率比中国最好的大学不知道要高多少。斯坦福的博士生淘汰率就更高了,很多人读了几年因为无法通过博士资格考试(QualificationExam)不得不拿个硕士学位走人。以它的电机工程系为例,每年大约有一半的学生要被资格考试刷掉,当然每个人有两次机会。

马可尼里看到了这一点。在Java出来以后,太阳公司便赔钱作了大力推广,仅三个月后,网景公司就决定采用Java。由于Java是新一代的面向目标(ObjectOriented)的程序语言,并且有不受操作系统限制、对网络功能有很强的支持、可以在本地计算机上运行远程程序的优点,加上对终端用户是免费的,Java一下就推广开了。很快甲骨文公司、Borland公司、SGI公司、Adobe公司、IBM公司、AT&T公司和英特尔公司也加入了Java的同盟军。很多人奇怪拥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波士顿为什么只能诞生一些小公司而出不来大的跨国公司。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坦福大学的办学方法和美国东部的名校有很大的不同。斯坦福不是简单地把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专业叠加,从波士顿搬到了加州,而是根据加州的情况办了一所全新的学校。只要同时在斯坦福大学和美国东部哈佛、普林斯顿等名校呆过一段时间就能强烈地体会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风险投资基金的总合伙人的法人代表和基金经理们一般都是非常懂技术的人,很多人是技术精英出身,很多人自己还成功创办过科技公司。比如被称为世界风投之王的约翰.多尔(JohnDoerr)原来是英特尔公司的工程师。中国最大最好的两个风投公司北光(NorthernLight)和赛伯乐(Cybernaut)的创始人以前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比如创办北极光创投的邓峰和柯岩博士,原来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公司Netscreen的创始人,同时是网络安全的专家。赛伯乐的创始人朱敏博士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话电视会议技术和服务公司Webex的创始人。为了确保对最先进技术的了解,风险投资公司会招很多技术精英,同时还会请外面的技术顾问,比如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一起来帮助评估每一项投资。太阳城赌城1983年,乔布斯说服了百事可乐公司的总裁斯库利(JohnSculley)到苹果出任CEO。斯库利以前在百事可乐工作了十几年,并成功地推广了百事可乐的品牌。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可口可乐就是比其它的可乐好喝。斯库利发现大家有先入之见,他采用了双盲对比评测—发给大量测试者两瓶没有标签的可乐。结果更多的人认为百事好喝,斯库利打赢了市场之战。乔布斯请他来为苹果开拓市场,并负责苹果日常工作,自己则退出第一线专注于麦金托什的技术。如果说斯库利是统筹全局的宰相,乔布斯则是运筹帷幄的元帅。

如果要把计算机工业的历史划分阶段的话,那么,1976年可以作为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没有读完大学的天才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在车库里整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可以商业化的个人电脑Apple-I。在硅谷很多公司才创业时因为资金有限,常常租用租金便宜的民房甚至是它们的车库来办公,这几乎是硅谷特有的现象,苹果起家时也不例外。"蓝色巨人"在这次信息革命浪潮中步子开始并不慢。1973年从小华生接手IBM的新总裁凯利(FrankCary)在花了大量时间去应付美国司法部提出的反垄断诉讼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新技术的发展。对于个人电脑,IBM观望了几年。这对IBM这样一个大公司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前面讲过,IBM成功的秘诀是保守,它基本上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如果苹果公司失败了,IBM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如果前者成功了,IBM依靠它强大的技术储备完全可以后发制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IBM其实时第二家做计算机的公司。我们以后还会看到很多大公司用这种办法对付小公司的例子。四年后,凯利决定开发个人电脑。在研究方面,郭士纳将研发经费从营业额的9%降到6%。以前的IBM实验室很像贝尔实验室,有不少理论研究,郭士纳砍掉了一些偏重于理论而没有效益的研究,并且将研究和开发结合起来。一旦一个研究项目可以实用了,他就将整个研究组从实验室挪到产品部门。到后期,他甚至要求IBM的所有的研究员必须从产品项目中挣一定的工资。这种做法无疑很快地将研究转化成产品。但是这样做无疑会影响IBM长线研究和基础研究,为了弥补这方面的损失,IBM加强了和大学的合作,在几十所大学开展了科研合作或者是设立了奖学金。让我们来简要地回顾一下Java诞生的背景。九十年代以前,世界上的计算机要么不联网,要么在企业内部自己联网。可以被公众共享的内容和资源是很有限的。每个单位内部的计算机系统只要自己统一就好了。当互联网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不同计算机之间共享信息和资源的需求就产生了。这时,需要一种跨不同硬件和不同操作系统的新型平台(Platform),在这个平台上实现人机交流。一九九五年五月太阳公司发表了Java高级程序语言,由于它不需要和硬件相关的编译器,正好适合这个需求。(注释:大多数高级语言的程序在运行前需要根据不同的计算机进行编译,然后才能运行。Java的程序不需要编译,而是在运行时边解释边运行。这样Java的程序就不受计算平台限制,在互联网兴起后,特别适合在互联网上编程。)可以说Java诞生的时机非常好,它给太阳公司提供了一个取代操作系统公司(主要是微软)主导计算机领域的可能性。下面这张附图表示在网络时代以前,操作系统公司如何通过操作系统来统一不同的硬件,控制用户。这时的计算机工业的皇冠属于操作系统公司。思科幸运地站到了互联网革命的浪潮之巅,在互联网革命大潮的推动下,思科上市后仍然能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当然,思科能坐稳网络设备供应商的头把交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非常特殊的文化。

斯库利明白新成长点的重要,但是他没有找到,苹果历任CEO都想做这件事而没有做到的。斯库利搞的个人助理想法不错,但是时机不成熟,因为那时无论是手机、电话还是互联网都没有发展起来,很少有人愿意花几百美元买一个无法联网的高级记事本。因此,这个产品的市场即使存在,也不过是一个很窄的市场,这样的产品不可能掀起一个潮流。斯库利的运气不太好,因为在他执掌苹果的年代,移动通信和互联网还没有发展起来以前,除了微机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潮流,没有别的潮流。虽然苹果本来有可能成为微机领域的领导者,但它封闭式的做法,使得它战胜微软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乔布斯比较幸运,他再次接掌苹果时,已经进入了到了网络泡沫时代。雅虎似乎代表了一种潮流,很多公司在跟随着雅虎,但事实证明,他们都面对着网络泡沫而且因此会面临严重的危机。乔布斯在网络泡沫时代,能高屋建瓴,不去趟互联网这滩浑水,而是看到了网络大潮下面真正的金沙。作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风险投资公司。KPCB依然保守着“礼贤下士”的好传统。KPCB的合伙人,包括多尔本人,经常去斯坦福大学的“投资角”参加研讨会。多尔本人对年轻的创业者保证,他一定会读这些创业者写给他的创业计划书和Email,虽然他可能没有时间一一回复。KPCB对创业者的要求和红杉风投差不多,要找KPCB的准备工作也和找红杉风投相似,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中国是KPCB在美国本土外唯一有办公室的国家,它在北京和上海设有分部,联系地址是:在数字信号处理器上,摩托罗拉最终没有竞争过老对手德州仪器。如果说中央处理器(CPU)是计算机的大脑,数字信号处理器则是我们今天手机、数字电视等产品的大脑。它在国民经济和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在斯坦福大学这类的例子非常多。大学对教授办公司非常理解和支持。只要一个教授能完成教学任务,并且发表足够多像样的论文,斯坦福并不限制它的教授到外面的公司兼职,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全时离开学校创办公司或者在公司里担任要职。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轩尼诗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八十年代他在发明了精简指令集(RISC)的处理器MIPS后,便合伙创办了MIPS公司。在以后的多年里,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办公司上,而不是在斯坦福的教课和搞研究。几年后,MIPS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来又卖给了它最大的客户SGI公司。轩尼诗本人才从工业界抽身出来,回到斯坦福担任了工学院院长。经过在工业界的一番闯荡,轩尼诗成为了难得的管理人才。几年后,他开始担任斯坦福的校长直到今天。现在,轩尼诗仍然是Google、思科和另一家上市公司Atheros的董事。

当整个行业都开始遵守微软制定的规则时,全社会就出现了各种各样靠微软吃饭的人。有编写、翻译、出版和销售Windows编程书的人(只要到各个书店科技图书的柜台前看一看有多少这类的书就有体会了),还有从事各种微软软件培训或者微软证书考试复习的“专家”(只要在媒体上看看有多少这种广告就行了)。大家还能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改变微机行业的规则意味着这些从业人员的失业,他们就会首先跳出来反对新的规则并且力挺微软。这样,微软在微机领域的王位就变得几乎无法撼动了,至少不是在技术上能撼动的。同样的道理,Google也养活了无数做网站优化的人——这些人把各种网站优化成最适合Google的排名。如果一夜之间出来一个新的搜索引擎要挑战Google,不论它是否比Google好,这些人马上会出来反对。即使像思科公司那种不直接和终端用户打交道的公司,对社会的影响也远不止是卖一些网络路由器那么简单。当一个思科的证书成为求职的敲门砖时,整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不可避免地必须掌握其相关技术,你可以想象这时思科的地位便稳如泰山。甲骨文的情况也和思科类似。事实上,反摩尔定理积极的一面更为重要,它促成科技领域质的进步,并为新兴公司提供生存和发展的可能。和所有事物的发展一样,IT领域的技术进步也有量变和质变两种。比如说,同一种处理器在系统结构(Architecture)没有太大变化,而只是主频提高了,这种进步就是量变的进步。当处理器由十六位上升到三十二位,再到六十四位时,就有了小的质变。如果哪一天能用到纳米技术或者生物技术,那么就做到了质的飞跃,半导体的集成度会有上百倍的提高。为了赶上摩尔定理预测的发展速度,光靠量变是不够的。每一种技术,过不了多少年,量变的潜力就会被挖掘光,这时就必须要有革命性的创造发明诞生。太阳城赌城在这样一个宽频的互联网世界里,一切通信都通过XonIP来实现。那么思科又将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首先,它现有产品的需求量会继续增长,而且,思科的一些现在市场还不大的产品比如网络存储服务器,需求量将大大增加。因为要通过互联网技术来提供家庭的娱乐服务,必须将影视的内容存储在本地的一些存储服务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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